한국국제교류재단

在每条街巷，俄语招牌鳞次栉比。从行人的对话中听到说俄语的也远比说韩语的多。这里便是从中亚移居到韩国的同胞们群居的地方——位于光州广域市光山区 月谷洞的“高丽人村”。

在光州高丽人村的托儿所里，孩子们正在学 习韩文。为了寻找祖先的国家，高丽人从中 亚移居于此，随着以家庭为单位三代一起回 归的情况逐渐增多，子女的教育，特别是韩 国语学习越来越受重视。不仅是针对孩子， 而且还针对青少年和成人开设了各种级别的 韩国语教室。

韩国将生活在独联体国家（前苏联）的韩裔侨胞统称为“高丽人”。他们是经过3-5代、至少经历了三次以上大迁移悲哀的朝鲜民族的后裔。在20世纪初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从朝鲜半岛移居到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第一代高丽人，在斯大林时期被怀疑为是日本间谍而蒙受冤屈，被强制驱逐到了中亚地区。尽管被驱逐到陌生的不毛之地，他们却坚强地活了下来。这些人的子孙们，在苏联解体后，在中亚再次受到歧视。有些人忍无可忍，来韩国寻根。
目前，居住在韩国的高丽人达到了四万多人，其中有四千多人生活在光州月谷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居住在狭小的单间公寓里，依靠在制造企业工作或打零工维持生计。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文学大学和医科大学教过俄罗斯文学的诗人弗拉基米尔•金的处境也差不多。自打听说光州有一座“高丽人村”后，金先生便携妻子、女儿、儿子、孙子等全家十多人于2011年回到了韩国。
像金先生这样听到消息而找到这个村庄来的高丽人，大部分都在工业园区和附近农工园区打零工。距工作地点近、租金也便宜的单间公寓村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居住地，而月谷洞也随之成为了“高丽人村”。

在“谢米亚”咖啡馆，售卖用中亚传统方式烤制的面 包。高丽人可以在这里吃到念念不忘的食品，来这里游 玩的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品尝到与众不同的美食。

建设他们自己的家园
这里的高丽人虽然处于陌生的环境，经济条件也很困顿，但是凭借坚定的集体主义精神，正在创建他们的新家园。他们自发地创办合作社，经营托儿所，开设居民援助中心、区域儿童中心、咨询处、救助中心、社区广播电台等各种设施，干劲十足地建设自己的生活家园。
随着流入人口的增多，个体经营获得成功的事例也在增加。在一家名为“谢米亚”（俄语中的意思为“家”）的咖啡馆烤制和售卖中亚地区的主食——发酵面包和肉串。瓦列里•全自2015年开了第一家店以来，已与大女儿、儿子儿媳一起连续开了四家店，该家庭咖啡馆被评为 “高丽人村”最早出现的美食店。而安娜斯塔西娅•许于2017年10月开业的欧式咖啡馆“高丽亚那”也颇受欢迎。随着成功的私营业主的增加，拥有餐馆、旅行社、外汇兑换处、纪念品商店等30多家店铺的 “高丽人村商业街”诞生了。

在“新日学校”（这是韩国最早的一所针对跨国婚姻 家庭子女的多元文化非传统学校）,为了使高丽人青少年 更好地被韩国社会所接受，还设有包括木工教室在内的 各种职业体验项目。

高丽人在此建立家园，始于2001年对高丽人村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三代高丽人乔娅•申踏上韩国的土地。当时在工厂工作的乔娅•申因欠薪问题而向李天永牧师求助。以此为契机，在李牧师的帮助下，2005年她在月谷洞成立了“社团法人高丽人村”，在破旧的商业楼一层开办“高丽人中心”。从2007年起，韩国开始向高丽人同胞发放访问就业签证，打开了合法居留韩国的大门，来光州的高丽人数随之急剧增加。
促使高丽人蜂拥而至的原因很简单。不仅让对韩国感到陌生的他们提供栖身之所，而且还为他们解决食宿以及翻译等问题，这样的传闻已广泛传播到了中亚国家。能形成这样的环境，完全得益于将他们的难处看成是自己的事情来处理的排忧专家——乔娅•申。为此乔娅•申得了一个“高丽人的教母”的绰号。在此居住的高丽人常常把“没有乔娅妈妈就没有我们”这句话挂在嘴边。在乔娅•申的手机里仅高丽人的电话号码就存有两千多个。此外，2008年与乔娅•申结婚的丈夫也是高丽人的坚强后盾，他比任何人都更能体会移民的悲苦。

为孩子到大人量身定制韩国语教育
乔娅•申说：“在乌兹别克斯坦，无论高丽人多么聪明，也只能得到很低的待遇，即使毕业于两所大学也无法就业。”
她表示，因为在家乡很难维持生计，所以她下定决心来到爷爷的祖国。第三代高丽人斯维特兰娜•郑来到此地的原因也跟乔娅•申一样。
“来到这里进了洗衣机组装工厂，星期天则在饭店刷盘子，我就是这样攒下了可以租单间公寓的50万韩元的保证金。”
因苏联解体而获得独立的中亚各国推行使用本国语言和本国人优先的政策，这导致只会俄罗斯语的高丽人渐渐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然而，因语言上的歧视而离开故乡的高丽人，在回到韩国以后遭遇的最大障碍仍是语言。不要说因签证等问题找到政府机构填写材料这样的事，就连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市场买东西等这样琐碎的事，对韩国语不太熟练的他们来说，也是很难跨越的障碍。
出于这样的原因，在“高丽人村”，下一代人的教育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来自东南亚和其他国家的务工人员大多是孤身一人来韩国挣钱，但是高丽人却总是以家庭为单位，三代一起回韩国，所以更关心子女的教育问题。在这个地方，对高丽人的教育起到核心作用的是韩国最早的多元文化非传统学校——新日学校。2007年创建的这所学校2011年获批为一所承认学历的学校。它既是一所免费教育机构，又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综合性非传统学校，重视素质教育，在那些居住在中亚的高丽人之间也声名远播。这所学校由另一位促使高丽人村诞生的主要人物——李天永牧师管理。如果说乔娅•申是高丽人村的“教母”，那么李牧师便等同于“教父”。
高丽人村的韩国语课程在多个机构、分不同级别、不同时间段进行。随着听课学生逐渐增多，目前开设有面向成人的基础班、中级班、高级班三个班，还有面向刚移民不久的青少年的韩国语教室。此外，针对那些因周末工作或加夜班而抽不出时间的同胞们开设了高丽FM广播课程，颇受好评。
在2013年开办的少儿中心，中小学生们放学后可以学习韩国语、英语、数学、俄语写作、综艺，也可以练足球和吉它。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可以托管至2012年开业的托儿所，从清早到晚间，这里辅导孩子进行韩文学习、文艺活动、运动，并提供正餐与零食。从2017年7月起，教授小学课程的周末俄罗斯学校开始运营，这是高丽人的子女必须同时学习韩国语和俄语两种语言的缘故。据称，随着在韩国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正在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忘记俄语，虽然他们在出生地学过。

在高丽人村，从2013年起，10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被 定为“高丽人日”，每年都举办纪念活动。在2017年 的第五个“高丽人日”这天，村里的孩子们还跳了韩 国传统扇子舞。

社区媒体
“高丽人综合援助中心”是高丽人村的心脏。这个地方既是没有住处、急需找到工作的高丽人的临时栖身之所，也是商议和解决就业、工伤、欠薪、签证等问题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场所。
2017年6月开馆的高丽人历史博物馆也很引人注目。博物馆紧邻综合援助中心，空间并不大。1860年代在滨海边疆区落脚的韩国人，在1937年被强制迁居到中亚的不毛之地之前进行了怎样激烈的抗日斗争，他们的子孙怎样经受各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活下来，可谓一目了然。2017年，他们还自行举办了“高丽人被强制迁居80周年纪念项目”活动。
支撑光州高丽人村社区的要素之一便是媒体。他们正在构建一个遇到类似得重病或手术费不够等困难情况时，可以通过“高丽FM广播”和“分享广播新闻”来进行互助的系统。作为移民史上首家自运营广播电台，“高丽FM广播”面向的是俄语讲得比韩国语更好的高丽人，80%的节目是讲俄语。据称，24小时播放节目的高丽FM广播“在中亚生活的亲戚和熟人中人气之高已到了下载应用到手机上收听的程度”。而“分享广播新闻”可以通过“脸书”或邮件向11万余人传送高丽人村中的大事小情。

被划入外国人的第四代
光州地区的高丽人以彻底的社群精神逐步夯实自身的立足之地。他们不仅在举办红白喜事时互相帮助，还创立了“干净服务团”，开展打扫马路志愿服务和自发预防犯罪活动。另外，他们还确定了每个月的“高丽人村访问日”，吸引韩国社会的关注。2017年11月，乌兹别克斯坦学前教育部部长阿格里平娜•申•瓦西里耶夫还访问了这里。
虽然多种援助系统正在平稳地运营，但他们的生活并非安乐无忧。这里的高丽人感到最艰难的是生病的时候。即使居留90天就可获得加入医疗保险的资格，但每个月交纳约为10万韩元的保费仍是沉重的负担。
他们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居留签证的问题。依照当前的海外同胞法，到第三代高丽人为止，他们尚能被划为“海外同胞”，可以长期居留，但从第四代起，便被划入“外国人”。因此，从第四代高丽人同胞起，即使是在韩国出生，年满19岁便失去居住签证资格，必须离开韩国或不断续签为期三个月的访问签证来重新入境。受到这条法律影响的第四代高丽人，仅在光州高丽人村就多达四百多人。这些人迫切希望的只有一点，就是不再对可以自由往来的海外同胞签证设限。
2018年是高丽人开始回到韩国已达三十年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年。
“我们将继承为恢复国家主权而献身于独立运动的先辈们的遗志，在这片土地上，证明我们是值得骄傲的朝鲜民族的后裔。”乔娅•申坚定的决心仿佛显示出了高丽人顽强的生命力。（金粉红译）

诗人弗拉基米尔 · 金的

“反转人生”

诗人弗拉基米尔•金在光州高丽人村有点与众不同。这不仅是因为曾在乌兹别克斯坦是大学教授，却在这里以打零工的劳动者身份生活，而且是因为作为第三代高丽人，他在村庄里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在高丽FM广播中，他用俄语主持一档名为《幸福文学》的文学节目。此外，他还经常作为高丽人的代表参加在光州和全国举办的活动。

“除了笔，我手里不曾握过其他任何东西。可是来到祖国，我却生平第一次从事体力劳动，而且一直在做。这是因为我的韩国语不太好，能做的事情仅此而已的缘故。自打几年前做过小肠癌手术后，更是几乎做不了体力活了。我主要在果树园和农场里从事种植与采摘苹果、梨、蓝莓、草莓等农作物的工作。”
他表示，最初在工厂里工作时格外辛苦。来到韩国后的头两年，他也曾后悔，萌生过回去的念头。但是现在他却自信地说，遵照父亲的遗嘱回到韩国是对的。
“1990年，父亲临终前才对我讲韩国的故事，并嘱咐我说：‘你一定要踏上祖国的土地’。”
对他来说，抽空写写诗是一种极大的乐趣。2017年2月，他将到韩国后写的诗收集起来，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初雪落光州》。他因迷上飘雪的光州而写了一首诗，而这首诗的题目也成为了诗集的题目。这部诗集里的35首诗都是诗人踏上韩国土地后写的，原文是俄语，与韩语译本一起出版。在启明大学俄罗斯文学系教授郑莫来的建议下，诗人才鼓起勇气出版诗集。郑教授负责将用俄语写的诗翻译成韩国语，她是在准备与高丽人同胞相关的论文时与诗人弗拉基米尔•金结识的。
在他的诗中，诗人真实地表达了他对韩国和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因斯大林的强制驱逐而迁到中亚的爷爷与父母的悲欢爱恨。在他所写的众多诗篇中，有一段格外感人肺腑：“大韩民国哟！我们的祖国哟！请予理解/我们曾经生活在遥远的地方，那并非是我们的错！”（选自《艰难等待的80年岁月》）
2017年夏季，他作为高丽人村的代表参加了高丽人强制迁居80周年纪念活动委员会，与国际朝鲜民族财团主办的“回忆的列车：远东西伯利亚丝绸之路征程”活动。他在俄罗斯海参崴坐上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追随高丽人先祖经受过的苦难足迹，历时14天13夜，到达哈萨克斯坦的乌什托别和阿拉木图。体验“回忆的列车”给了他各种各样的灵感。他表示，在未来出版的第二部诗集里，将大量出现有关高丽人被强制迁居的内容。

作为诗人，他自然对语言很敏感。“自然浮现出来的语言应该是母语，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却不能用韩国语写诗。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几年，我的韩国语进步了一些，但是我还需要更努力地学习韩国语。”
作为大学教授，他教了三十多年的俄罗斯文学。按照55岁退休的规定，他不得不早早离开讲台。退休后，他下定决心到韩国去，并于2011年3月坐上了飞往韩国的飞机。紧接着妻子和子女们也来到了韩国。目前，包括孙辈在内，他在高丽人村已拥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但是，他至今还在梦想有朝一日能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地方便是我的祖国。”在他的诗篇中满是这样的心境。
“我的朋友们哟，在历史上的祖国的土地上/(……)我不喜欢‘外国人’这个蔑称/因为我是高丽人，我是韩国人/无论从精神上、良心上，还是从血统上，我都是。”（选自《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