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多世纪的韩国电影史上，无论是作为制作的主体还是素材，女性大多只是边缘人物。最近几年间，女导演的表现日益抢眼。在她们的努力下，陆续出现多部摆脱男性视角、提出多种观察世界的观点的电影。林顺礼、边永姝、郑在恩、金初喜、金宝拉，这些都是在谈论韩国电影的现在和未来时不可遗漏的名字。

导演林顺礼和制作组成员在《小森林》拍摄现场。该片是林顺礼的第八部故事片，讲述了对重复的日常生活感到疲惫的主人公回到乡下老家，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故事。林顺礼1994年以短片电影《雨中散步》正式开始导演生涯，是韩国电影史上第六位女导演。

《 我人生中最辉煌的瞬间》，是根据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与丹 麦队展开激烈角逐的韩国国家队女子手球队员们的真实故事创作的。这部电影观影人次达400万，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令大众记住了“林顺礼”这个名字。

最近，林顺礼正在忙于新作《交涉》的后期剪辑工作。这部片子讲述的是外交官和特工如何解救在中东遭绑架的韩国人质，该片根据去阿富汗传教的韩国基督教信徒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去年仍然在约旦完成了主要场面的拍摄。按照她的说法， 拍摄圆满结束，“感觉几乎在海外拍摄上耗尽了电影的所有运气”。

这部电影是由男明星领衔主演的犯罪动作片。因此，林顺礼觉得，与自己此前推出的作品相比，缺乏发挥女性主义视角的机会。但是她补充说：“无论是拍摄什么样的作品，在刻画人物方面，都要保持警惕，不能与先前作品雷同，《交涉》也是以这种态度对待的。”包括这部作品在内，林顺礼的作品以多样化著称。讲述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碰壁故事的长片处女作《三个朋友》（1996），洞察辗转于夜总会乐队音乐人曲折人生的《威基基兄弟》（2001），根据国家女子手球队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我人生中最辉煌的瞬间》（2008），以全新视角将所谓“干细胞丑闻”搬上荧幕的《举报者》（2014），以清新风格讲述回到故乡开始简朴乡村生活的20多岁年轻人故事的《小森林》（2018）……这些作品各具特色，让人难以相信是同一个人的作品。在拍摄这些作品间隙，她还参与了好几个人权电影项目。1994年，她的第一部短片《雨中散步》在首尔短片电影节上获得大奖。之后，她的电影世界不断加深和拓宽。这是她为寻找自己所追求的电影和观众的交点而不懈努力的结果。她认为，拍摄符合某种标准的作品固然重要，但不能放弃大众性。“即使把《三个朋友》和《威基基兄弟》两部影片的票房加在一起，累计观众也不到15万人。因此，从《我人生中最辉煌的瞬间》开始，我就想尽力发挥一下自己在商业电影上的感觉。之后，在选择作品的时候，我也一直是既坚持自己想传递的信息，又注重大众性。因为至少要收回制作费，才能拍下一部电影。”

《我人生中最辉煌的瞬间》至今仍是林顺礼最被看重的作品。这部影片以非人气体育项目为题材，而且以孩子妈妈和离婚女性为主人公，当时是带着诸多不利因素开拍的。但是， 影片吸引了超过00万名观众，获得了票房成功。林顺礼称这是“策划的胜利”，将功劳归于制片人、“明电影”的掌门人沈载明。林顺礼和沈载明分别是第一代女导演和第一代女制片人。两人是创立社团法人“女性电影人社团”的元老，一直是保护女性电影人权益和开创历史纪录的先锋。“那是1999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沈载明、边永姝等几个女性电影人聚在一起，产生了成立社团的想法。我们一起讨论，女性联合起来要求权利当然也很重要，但为了给今后进军电影界的后辈增加机会，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组织？第二年4月，社团正式成立了。”“女性电影人社团”自成立以来，编纂了女性电影人词典，制作了纪录片《美丽的生存：女性电影人讲述的电影》（2001），还策划和举办了每年年底的女性电影人庆典。

过去，女性电影人面临的课题是如何在电影界生存。她比谁都优秀地“生存”着，现在也非常活跃，她眼中的电影界是什么样子呢？

“我正在心情愉悦地旁观现在备受瞩目的年轻女导演们的感受力和她们拍摄的故事。虽然仍然存在不能很快获得更大机会的局限性，但是我认为，最近一两年间女性电影的面貌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和自由了。”林顺礼还认为，虽然社会氛围仍然是抵触的，会出现诸如“只要是讲述女性主义问题的电影上映，男性观众就会故意打低分”的情况，但“随着OTT流媒体市场的扩大，女导演们获得新机会的可能性”已经有所增加。她说：“我想看到、也想拍的电影不纠结于性别，人物作为人格主体，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舒舒服服过日常生活。”因为这是她所梦想的世界。

《 猫咪少女》（2001）中的一个场景。该片细腻地讲述了从职 业高中毕业后踏入社会的五个女生的故事，被评价为女性成长电影的开山之作。

一位新晋女导演曾经说过：“凡是学习电影的女生， 没有不受《猫咪少女》影响的。”如她所言，如今韩国电影界有影响力的女导演们，在她们还在学习怎样当导演的时候，都是看着这部电影梦想未来的。影片细致地捕捉到了5名女青年高中毕业一年后在社会上经历的种种烦恼。影片上映后票房惨淡，但获得了一些狂热影迷们的支持，他们展开了呼吁重映的运动。该片后来应邀参加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和柏林国际电影节等海外电影节，受到好评。《卫报》还将该片选为现代韩国电影经典之一。在迎来首映20周年之际，该片导演郑在恩正在准备将其重制后重新上映。

任：为什么会想到要讲述20岁女性的故事呢？
郑：我之前拍过有小学女生角色出场的短片，紧接着又拍过有女高中生角色出场的短片。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这部电影能够拍成就是一个奇迹。当时，电影界的氛围是欢迎导演进行全新尝试，整个社会也因为宣传手机服务的电视广告等而越来越关注年轻女性角色，所以这件事才成为可能吧。

任：虽然票房惨淡，但得到了忠心耿耿的影迷们的支持。有哪些观众喜欢这部电影呢？
郑：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上映时男影迷更多一些。现在， 一些男性观众会把对女权主义的个人愤恨粗暴发泄到女性叙事电影上，当时是没有的。男性也会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沉浸到女主人公们的遭遇当中，反倒是女性观众似乎不愿意在电影里看到自己所处的现实。

任：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对您的下一部作品《台风太阳》（2005）是多个男主人公登场不感到遗憾吗？
郑：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讲男人的故事，我感到很惊讶。女导演也要善于刻画男性，男导演也要善于刻画女性。我不认为，因为是女导演，就一定要以女性为主人公，就一定要坚持女性叙事。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在我从小到大看过的电影中出现过很多女性，但男导演表现的女性角色大都处于遭受肉体或性上的痛苦的境况。当然，他们的意图可能是想通过如实地再现痛苦，向观众传达某种感受。但是，我不想赤裸裸地描写在痛苦中挣扎的人物，所以选择了不去极端地表现人物痛苦或欲望的方式。

讲述首尔市政府新办公楼建造过程的纪录片《说话的建筑， 市：厅》（2013）上映后，导演郑在恩在接受一家杂志社采访。除故事片外，她还拍摄了《说话的建筑师》（2012）、《公寓生态》（2017）等形式和题材多样的纪录片。

任：不久前，您执导了韩国广播公司（KBS）电视系列纪录片《现代韩国》中的《野兽》。这部片子介绍了《性暴力特别法》的制定过程，您是如何参与进去的？
郑：韩国广播公司方面首先提议说，想不想拍关于女性问题的片子。在那之前，《现代韩国》全部都是由男导演拍的。考虑到时代的变化，感觉人们应该是希望看到由女导演讲述的女性故事。我借机进入“韩国广播公司档案馆”网站查资料，惊奇地发现大部分内容都是针对中年男性。与女性相关的电视节目大部分都是面向家庭主妇的，而且原样遵循着社会上对待女性的固有模式，因此很难找到我所期待的女性形象。所以，我用了很多电视剧的视频资料。
1992年发生过一起案件，是一名女大学生找到从小就强暴自己的男子并将其杀死。我把一些电视剧片段剪接到一起，重现了这名女大学生从愤怒走向杀人的过程。《现代韩国》一直是一个40岁至60多岁中老年男性喜欢的系列纪录片，但《野兽》上映后，一些年轻女性成为新的观众。

任：怎样评价在制作纪录片过程中找到的那些老电视剧？
郑：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电视剧中的女性角色大部分都是老套路，比如出身贫苦家庭、父母想通过女儿得到些什么、女主人公被公司老板看中等等。摄像机镜头极力捕捉不幸女性的痛苦。女性遭受强奸或性骚扰的场面被展现得过于快感。女性的痛苦为什么要成为让大众大饱眼福的看点呢？完成《现代韩国》的制作之后，在处理女性叙事的时候，我会花更多心思考虑应该把人物的痛苦展现到什么程度。

任：从《猫咪少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韩国电影在处理女性的方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认为观众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吗？
郑：近年来，年轻女性开始对女作家写的文学作品和女导演执导的电影作出积极反应，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变化。最终改变她们的，应该是对自己的自尊和自重吧。从这一点看，能够创作出很多女主人公如实表露自己欲望的故事让我感到很高兴。只是，不能光止步于口头，我梦想着现实也能这样改变。(S.R.译）

《 灿实也多福》拍摄现场，金初喜导演（中）正在和演员们交谈。该片取材于导 演本人担任电影制片人期间的亲身经历，以幽默的手法讲述了失业女制片人的故事，其艺术价值和大众性均得到了认可。

有些类型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看到，但基本上不会成为电影主人公。灿实就是一个代表性例子。40 多岁的年纪，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也不上班，以这样的女人为主人公能编出什么故事呢？

《灿实也多福》是一部以轻喜剧形式讽刺这种偏见的电影。主人公灿实一直从事电影制片人工作，后来工作出现断档，故事从这里展开。灿实前途渺茫，但她没有绝望，而是选择给一个关系亲密的后辈演员当家政服务员，坚强地维持生计。与此同时，一段感情不期而至，让从未谈过恋爱的她怦然心动。

“灿实”是导演金初喜的一个化身。她解释说：“因为是写我最擅长写的故事，所以塑造了这样的角色。”她正式开启电影生涯是在巴黎第一大学学习电影理论的时候，偶然以当地制作组成员的身份加入了洪常秀导演的《夜与日》（2008） 剧组。此后几年间，她一直作为制片人与洪常秀一起工作。后来，她突然失去工作，在彷徨一段时间之后，她发奋写下一个剧本，就是这部电影。她说，从制作过程和上映后的观众反响上感觉到了很大的温度差异。

“每次拿着剧本去找投资公司资助制作费时，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剧本最大的问题是灿实'。说这是个过于私人的故事。但是真正上映后，观众却非常喜欢这个角色。也许，观众是最不保守的群体。他们已经对悄然积累起的女性故事表现出兴趣并准备好去接受这些故事。”金初喜没有提及灿实的世俗成就和职业成功，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灿实想要实现自立的坚定态度上。金初喜借用灿实之口直抒胸臆：“重要的是不仅要追求经济独立，还要追求精神独立。”另外，影片还讲述了在日常生活小事中寻找快乐和重拾曾经忘却的梦想的喜悦。“我就是这样。一直到30岁出头为止，我执迷于成功和竞争，这才明白这种生活不适合我。当突然丢掉制片人工作一下子跌入谷底时，这一点变得更加明确了。我想说的是，只要从无法触及的欲望中摆脱出来，就会变得自由。”

影片于整个院线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遭遇寒冬的2020年3月上映。就像电影所传达的信息一样，电影上映也勇敢地选择了正面突破。作为独立电影，影片罕见地吸引了超过2万名观众，饰演主人公的演员姜末琴在韩国主要电影节上获得了新人演技奖。影片还展现了作为房客的灿实和房东老奶奶（尹汝贞饰） 之间的温情。从洪常秀执导的《哈哈哈》（2010）开始，金初喜就与尹汝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金初喜像逃亡一样在加拿大停留一年后回到韩国，在蔚州世界山地电影节的资助下拍摄短片《野菜少女》（2016），尹汝贞欣然无片酬出演。尹汝贞曾经饰演过说庆尚道方言的角色，当时拜托故乡在釜山的金初喜指导她说方言，金初喜又重新体会到了电影现场的乐趣。

在《灿实也多福》中，突然失去工作的主人公灿实搬到了位于山顶的出租房。在人生的逆境和挫折面前，主人公仍然坚强地生活，引起观众共鸣。

尹汝贞凭借郑以撒导演的《水芹》（2021）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女配角奖后，曾有过多次合作的金初喜也随之多次发表自己的感想。

“最近说得太多了，像发言人一样，这让我很有负担。” 但金初喜毫不掩饰对尹汝贞的喜爱。“尹老师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演员，现在的成功完全不是靠运气。在现场，台词也从没有出过错。她有过坎坷的人生经历， 所以她的演技有出众的洞察力。作为演员，不是完全被同化成某个角色，而是留下一点空白，在其中投射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从这一点来说，我真的很热爱演员尹汝贞的演技。”

金初喜最近正忙着准备下一部作品，是一部以精神上有些问题的男女为主人公的浪漫喜剧片。据她自己说，“感觉正在走其他商业片导演走的路”。这意味着，剧本初稿一旦脱稿，就要进入艰难的流程，无数次反馈和修改，直到电影上映，长则要忍耐好几年。

“比起戏剧性的趣味，我更喜欢反映导演态度的电影。”

她的下一部电影肯定会如此。正如《灿实也多福》已经证明的那样。

金宝拉导演的第一部长片电影《蜂鸟》，被评价为通过一个14岁少女的日常生活回顾一个时代。

2019年，金宝拉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她希望《蜂鸟》这部电影能像来自1994年的“一封信”，寄给当今的人。

故事设定在1994年，那年韩国发生了圣水大桥坍塌事件。在初中二年级学生恩熙眼中，世界充满不同层次的力学关系，小到家庭矛盾，大到民权问题。导演金宝拉表示，她想将初中生主人公刻画成一个有着复杂感情的“人”。据悉，出道作品《蜂鸟》的制作非常艰难。有哪些困难？我们拿着企划书和剧本，乱打乱撞地找了八九家投资公司。有很多人告诉我们，如果主人公是高中生，可以选20多岁的名演员，走商业电影的路子，但初中生当主人公实在没有前景。不仅如此，身边还有很多人问：圣水大桥坍塌事件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定要以此为背景？

任：主人公必须是初中生的原因是什么？
金：最近“中二病”现象受到关注，英语圈也有“8年级综合征”的说法。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处于中间阶段， 14-15岁是人生的一个关口，这是普遍现象。人一旦上了初中， 会因为无法消化新知道的信息而彷徨。上了高中以后，会慢慢地社会化，披上某种保护色。过了20岁，这种颜色就会逐渐定型为自我认同感。过了30岁，这种认同感就会像石头一样固定下来。所以，我认为初中生这一年龄段很重要。只是，塑造初中生时，我有一个自己的勾画。男导演的电影塑造的女初中生或女高中生往往都是非常漂亮、穿着短裙之类的形象，偏重性感元素，简直是中年男性的福利。她们阳光开朗，不管别人说什么都会哈哈大笑。但我所认识的女初中生绝对不是这样。女孩子上初中以后，会作为女性逐渐社会化， 面临各种逆境。她们怎么能一直温和柔顺，天真烂漫呢？所以，我想在我的电影中把初中生塑造成立体的“人”。

任：通过多个海外电影节，您见过很多观众和电影届人士。他们是怎么评价这部电影的？
金：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有人说：“放映时间比较长， 但节奏很好，所以感觉不到时间长。”到了翠贝卡电影节，这是韩国女导演的长片首次入围国际长片竞赛单元，非常受欢迎。《蜂鸟》参加海外电影节是在2018年，正是“我也是”运动以后电影节开始努力平衡性别比例的时候。因此，这部影片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海外电影媒体还把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女导演的作品作为韩国电影新浪潮进行了介绍。

任：认为女性个人叙事，甚至是女孩的故事可以反映韩国社会和政治的艺术创作者之前似乎寥寥无几。
金：人们会给这部电影贴上“女性团结”或“女性主义” 的标签，但我并不是在刻意考虑到这些的情况下有计划地去拍摄的。就像种豆得豆一样，我是女性主义者，所以我的想法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作品之中。知道很多政界人士的名字，对他们的暗斗了如指掌，这并不是关心政治。环顾周围，“真正”关心政治的人似乎只有女性和少数人。这些人因为制度和社会原因不断遇到困难，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思考政治。认识到政治是如何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才是真正了解政治的方法吧？我认为， 这种想法也在电影的多个地方有所反映。

任：您的电影被归类为女性电影，或者您被归类为女导演，介意吗？
金：如果按照女导演的电影进行分类，那么和我的电影脉络不同的电影就会仅仅因为是由女导演拍摄的而被集中到一个篮子里。但是，我认为现在很无奈。之前女性叙事非常不足， 所以为了反映这一点，不得不强调与男性叙事的不同。

任：一直以来，您都表示想拍一部以女性的视角讲述战争的电影，原因是什么？
金：我从20岁中期开始关注战争。在知道了越南战争时期韩国军队在那里犯下的暴行之后，我开始思考作为加害国女性所处的奇怪的位置。另外，我认为到目前为止，韩国社会还没有对战争进行充分挖掘。要想了解韩国人现在“生病”的原因，必须追溯至朝鲜战争。

任：听说您正在准备改编自作家金草叶的小说的电影《光谱》。
2金：有些科幻电影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比如《星际穿越》（2014）。还有些科幻电影是通过这一体裁质问人性的， 比如《千钧一发》（1998）。《光谱》更接近后者。我正在努力学习科幻体裁。我还需要努力，不能给人外行人瞎拍的感觉。目前正在写剧本，计划明年开拍。（姬彦斌译）